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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期
发布日期:2017年08月15日

按:近日,县委书记李县平同志批示,要认真学习外地农村“三变”改革的经验和做法,扎实推动我县农村“三变”改革工作。现将《六盘水市农村“三变”改革带来的启示》、《农村“三变”改革,好戏更要唱好》和《蓝田县董岭村“三变”改革的调查与思考》3篇文章予以转发,请各领导认真学习领会,吸收借鉴。

联股联业联企 增效增收增绿

——六盘水市农村“三变”改革带来的启示

贵州省素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之说。按以前的观念,这话强调的是当地条件艰苦,可如今,贵州人更愿将其理解为对他们所拥有优势资源的另类演绎——气候宜人、资源丰富。这两年,贵州借助这一优势,通过农村“三变”改革,创新了农业经营体制,促进了农业结构调整,激发了农村发展活力,持续推动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

六盘水市的“三变”更是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示范样板。截至目前,贵州省农村“三变”共涉及140个乡镇、1016个行政村,其中一半以上在六盘水市。六盘水市紧抓农村“三变”机遇,将生态劣势转化为生态优势,改革让50.14万户农户成股东,带动165.33万农民受益。对比贵州,当前,我省也有336个行政村进行了“三变”改革,许多村和六盘水市农村有着相似村情,其做法或许能给陕西农村的发展带来一些启示。

因地制宜,精准选好产业路

“三变”改革,是新时期借助股份制这一市场化的经营方式,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基础上,把分散的资源、资金、农民“聚集”起来,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和其他经营性资产的有效利用,实现农户、村集体发展与经营主体多赢,变革的发力点在于精准选择适应市场化需求的优势产业。

在六盘水市,精准选择产业项目是“三变”改革的重中之重。当地通过“三变+特色农业”模式,因地制宜选择了红心猕猴桃、刺梨等具有市场优势、山地特色的绿色产业重点培育,通过“生产规模化、质量标准化、市场网络化、经营股权化”,助推一产“接二连三”,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

盘州市盘关镇的贾西村,以前贫瘠落后,山高坡陡、石漠化严重,村民只能种玉米、土豆,亩收入也就五六百元。返乡能人聂德友以“党建+平台公司+合作社+集体+农户”的模式,动员农户用土地经营权入股合作社,按照保底分成+收益分红的利益联结机制,改种刺梨,实现了公司发展与百姓致富的同频共振。如今,贾西村及周边6个村全部栽种了刺梨树。去年已初挂鲜果3000吨,鲜果销售收入1200万元,进入盛产期后,预计年可产刺梨鲜果52.15万吨,销售收入20.86亿元。

良好的气候资源在贵州人眼中是个宝。植被丰富,夏季月平均气温20℃左右的六盘水市是全国避暑胜地,当地不少村庄设置了土地股、自然风光股等12种股权形式,发展旅游休闲产业,带动农户增收。

盘州市石桥镇的妥乐村是世界古银杏之乡。如今村里将1451棵古银杏树入股旅游公司,农民既能从公司门票收入中获利,又能通过出售自家的银杏果增收,银杏树成了“摇钱树”,村民对其保护之心也随之加强。水城县玉舍镇海坪村则将351亩集体荒山荒坡入股野玉海旅游度假区,占股30%,所得收益的50%再分配给780名村民,50%村集体积累,村集体每年分红150万元,村民分得75万元,人均961元。对于同样植被绿、气候好、历史资源丰厚的我省陕南村落来说,贵州有不少可借鉴的地方。

而对于确实不适合发展产业的,六盘水市通过政府统筹发展现代服务业,将城市停车场、商铺、集贸市场、广告位等公共优质资源,通过股份合作,让村集体和贫困户参与入股分红,实现贫困群众异地置业。

引入企业,让“蛋糕”越做越大

推进“三变”改革,引入适合的经营主体很关键。认识到这点,六盘水市为了将“蛋糕”做大,不等不靠,主动出击,通过壮大一批、引进一批、新建一批,积极培育市场主体,实现企业与“三变”改革村的产业无缝对接。

六盘水市抓住全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的机会,以农业园区为载体,推进“一村一社”工程,通过“企业+村集体+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做强“三变”经营主体。对于体量较小的企业,对其采取兼并、联合、重组等方式,从政策、项目、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对于没有经营主体的乡村,采取多种方式和激励政策,把实力强、信誉好、有公益心的企业引进来,一时引不进来的由县级平台公司进入。同时,鼓励致富能手、返乡农民工、大学生等回乡兴办创办企业,共同做大产业“蛋糕”。去年全市新增市级以上龙头企业25个、农民专业合作社266个。

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也在当地政府的考虑范畴。六盘水市对“三变”确定的产业,实行县评审、市报备的“风评”机制;针对猕猴桃等特色产业可能遭受的灾害,把政策性保险和商业性保险结合起来,通过财政投入500万元农业保险资金,撬动商业保险进入农业领域,市、县两级财政每年还各安排500万元资金用于风险补偿。同时,规范“三变”流程,帮助经营主体完善法律治理结构,加强财政、审计、舆论和社会监督。

通过改革,全市农业生产增效明显,粮经比从51:49调整为32:68;农民生活显著增收,农民股东年户均分红1700元以上;村集体积累大幅增加,新增村级集体经济收入1.08亿元,累计达2.85亿元,收入最高的达1031万元,全面消除了“空壳村”。

产资融合,让扶贫更加精准

六盘水的“三变”,更为精准扶贫释放了丰厚的改革红利。

六枝特区堕却乡朗树根村,将财政投放到贫困户的产业帮扶资金120万元,由贫困户持股入股到六枝特区道地种植养殖合作社,种植了4000亩坚龙胆。合作社统一种植、管理、销售,产生效益,与农户按“8:2”比例分成。钟山区利用财政资金5140万元,在市中心城区给44个村分别购买了100平方米商铺,入股区物管公司统一经营,每村年分红10万元以上,部分收益二次分配给316户847名贫困群众。

“三变”将原本分散扶持集体和贫困户的财政资金分门别类进行整合,投入到农村的基础设施、水电产业、乡村旅游等,让其形成项目资产,并折股量化到村集体和贫困户,入股经营主体,变“输血”为“造血”,放大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改变了过去财政投入到农村点多面广、投入分散、效益不好的现象。

六盘水市以股权为纽带、以产权为平台,把村集体、经营主体和农户链接到特色农业、景区景点、现代服务、异地置业等产业平台上来,推进优质资源共享,实现联股联业,联产联心,找到了靶向治疗、斩断“贫根”的一剂良方,发展壮大了集体经济,促进了群众脱贫增收,巩固了脱贫攻坚成果。实施“三变”以来,六盘水市贫困人口从2013年的60.37万人减少到2016年的31.65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3.3%降到11.91%。这值得我省特别是脱贫攻坚任务艰巨的陕南地区借鉴。

贵州也罢、陕西也罢,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顺利推进,离不开一个好的带头人和班子集体。凡是改革进展好的地方,一定有能人带动,凡是村干部强的村子,村集体经济也一定强。培养优秀的村级带头人、让能人当家,对当前乃至今后我省农村发展而言,是当务之急。(陕西日报)

农村“三变”改革,好戏更要唱好

作为全省20个农村综合改革示范试点县(区)之一,宣城市宣州区坚持因地制宜、因村施策,稳步推进农村“三变”改革,积极探索发展集体经济的有效路径。

以“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为主要内容的农村“三变”改革,是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的重要路径,也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创新性举措。作为全省20个农村综合改革示范试点县(区)之一,宣城市宣州区在积极推进农村“三变”改革进程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坚持“一村一策”,不求“齐步走”、不搞“一刀切”,力争把做大做强集体经济这场好戏唱好。

唤醒“沉睡”资产,保值增值创大业

“一拿到钱,我们就放心了,说明村里资产不仅没有被败掉,还实现增值。 ”8月10日上午,宣城市宣州区敬亭山街道巷口桥村56岁的村民党员郑德宣向记者讲述了今年4月第一次拿到村里股权分红时的心情。

今年4月6日,巷口桥村拿出80万元给全村1583名股东进行分红,成为宣城市“股改分红第一村”。巷口桥村曾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前些年,村集体在土地征收过程中获得了相应补偿,积累了一些资金。是分掉“吃”掉,还是搞经营促发展?该村党支部书记祖朝娟决定走股改之路。

巷口桥村成立集体企业——宣城市新农发投资有限公司,取得50亩工业用地使用权,主营厂房租赁业务。经过多年建设,2014年,公司将厂房长期出租,年租赁收入超过132万元。有了这笔钱,股改得以顺利进行。今年2月,村里成立巷口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资产2700万元。全村享受股改总人口1583人,村集体占股25%、人口股42%、贡献股33%。以郑德宣为例,其家庭成员5人,总股数529股,按照每股4元分红,一共分红2116元。

澄江街道花园村曾是一座 “城中村”,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该村绝大多数土地被征迁,大部分村民因此成为上班无岗、就业无技、种地无田的“三无”农民。与此同时,缘于征迁土地补偿,村集体账户上留存了一笔数目可观的净资产。该村党支部书记李开富带领村民成立花园村股份经济合作社;2014年,成立安徽花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全省“股改第一村”。村里抓住征地契机,先后获批建设村社区服务中心暨经济发展用房项目和村失地农民就业服务中心项目。为发展集体经济,公司董事会决定走自主经营的道路。2014年6月,村社区服务中心加盟深圳维也纳国际酒店,失地农民就业服务中心则“变身”为幸福花园老年公寓。

“开发建设大型酒店、老年公寓,集体经济收入不断增长,集体资产快速增值。 ”李开富告诉记者,2016年,村集体经济收入由2013年的10.5万元增长到628.4万元,增长60倍;固定资产总值由2013年的1043.77万元增长到1.73亿元,增长16倍;人均收入由2013年的5245元增长到18379元,增长3倍多。“预计2018年底将进行第一次分红。届时,1153名股民 都将享受到股改红利。 ”李开富说。

坚持“一村一策”,借力发展惠民生

与花园村、巷口桥村不同,养贤乡山河村是专业渔业村,无土地、无水面、无山林、无村办企业,是集体经济“空壳村”。2014年,该村被列为宣州区贫困村。没有资源、没有资金,如何实现“三变”?村里决定借力发展。去年,该村通过整合扶贫开发项目资金和帮扶单位资金,跨村开展股权合作,大力发展生态青虾养殖,实现集体经济收入分成50万元;今年通过发展光伏发电产业,预计年增收6万元;通过跨村土地流转,发展特色养殖业,年增收约8万元。预计今年底,该村集体账面将实现24万元盈利。据该村党支部书记陈五顺介绍,他们将于年底开展首次分红。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从实际出发探索发展集体经济有效途径,鼓励地方开展“三变”改革,增强集体经济发展活力和实力。对此,宣州区委书记余宏汉有着自己的思考:在探索“三变”改革之路的过程中,必须因地制宜、因村施策。除了花园模式、巷口桥模式,该区水东镇稽亭村通过争取中央扶持集体经济发展试点项目资金,再加上自筹资金,建设皖东南木榨油文化展览馆,作为“水东大景区”项目入股旅游开发公司,“股改”红利则由全体村民分享;洪林镇棋盘村采取“村集体+龙头企业+农户”模式,大力发展火龙果、草莓、猕猴桃、蔬菜、稻虾等特色经济,展现出良好发展前景。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宣州区正围绕经验“可复制”、成果“可检验”、改革“可覆盖”、群众“可受益”的总体目标,扎实推进农村“三变”改革。余宏汉告诉记者,截至目前,该区完成36个村(社区)“股改”任务,以户为单位已发放3.8万本股权证;2017年将完成108个村(社区)“股改”任务,目前已有61个村(社区)完成清产核资工作。同时,重点扶持和打造不少于30个基础较好的村。

激发改革智慧,配套改革亟待跟进

农村“三变”改革是一项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涉及部门多、覆盖范围广、牵动力大,如何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既不偏离法律法规限定的轨道,又能创新发展、科学发展、健康发展,真正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村民脱贫致富,这是考验各级政府改革智慧的一道新课题。

宣州区农村“三变”改革试水成功的几个地方,无一例外都是班子比较强、干劲比较大,有一个具备奉献精神和经营意识的带头人。比如:花园村党支部书记李开富不仅开拓意识强,且有多年从商经历;巷口桥村党支部书记祖朝娟扎根村里近20年。由于各种原因,基层干部待遇不高、激励措施不够的现象依然存在。要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还需要各级党委、政府高瞻远瞩,进一步抓好用人导向,对那些长期扎根农村、积极担当作为、工作实绩突出的基层干部,在政治上给予更多关心和爱护,让他们苦有盼头、累有奔头、干有劲头。

推进“三变”改革进程中,由于没有先例可循,“股改”后如何实现集体经济资产的保值增值,是摆在改革者面前的首要课题。这就需要人才配套改革。花园村采取自主经营模式,在酒店管理中按照市场化模式聘用经营者。但是随着集体经济的进一步壮大,必然遭遇人才瓶颈。对此,余宏汉认为,要解决好“谁来干、干什么、怎么干”的问题,有三条路径:一是倡导“引凤还巢”,将在外面的能人和成功人士吸引回乡投资兴业;二是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着力引进一批规模大、实力强、前景好的经营主体参与经营;三是挖掘一批本地致富带头人,鼓励和支持返乡大学生、乡土能人创办、领办经营主体。

农村“三变”改革后,村委会都组建了投资公司,不少村干部身兼多职,如何考核和管理,也成为新课题。在发展过程中,担任“董事长”“总经理”的村支书们也表示,由于缺乏政策支持,一些企业该享受到的优惠和扶持措施,一时间难以兑现,这也是阻碍村集体经济做大做强的因素之一。(安徽日报)

嬗变之路——蓝田县董岭村“三变”改革的调查与思考

蓝田县境内的董岭村,属秦岭北麓典型的浅山丘陵地貌,全村3个村民小组,172户630人。2015年,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42户,占全村总户数的24.4%;贫困人口105人,贫困发生率16.7%;全村90%以上的青壮年外出务工,剩下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是典型的空心村。就是这个既“穷”又“空”的小山村,经过了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就实现了由“茧”到“蝶”的嬗变。

兴产业,成立核桃专业合作社

2010年,在时任董岭村党支部书记李田利的带动下,全村发展核桃2100亩,占全村土地面积的90.1%。为了抱团闯市场,村上按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服务、民主管理”的原则,成立了蓝田县董岭核桃专业合作社,注册了“茂咀”核桃商标,并安排专人跑市场,线上线下双管齐下解决核桃销售问题。2012年,入社农户平均每亩地比原来种粮增收了700至800元。2014年,全村入社农户达142户,入社率达82.6%。到2015年,全村核桃销售收入达到126万元,仅此一项,农民人均增收2000元。

促改革,土地入股激活资源

合作经营给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但管理松散的问题也越来越明显,用现代企业经营方式代替合作社的呼声越来越高。

成立土地股份合作制公司。为了推动土地股份合作,李田利将自己承包的200余亩核桃地和私人注册的西安盛康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远低于市场价的15万元折算,转入村集体性质的西安盛康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康创公司)名下。在他的带动下,一些核桃种植大户也纷纷加入,很快,所有农户都以土地入股的形式把自己的核桃地交给盛康创公司管理经营。为了把土地量化成股权分配给农户,2015年11月,董岭村向镇党委、政府申请,通过群众代表大会选出由村两委会干部、党员代表、村民代表为成员的改革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前后开了十几次会,征求意见,统一思想,最后达成共识:将农户入股土地收益按照51%归集体、49%归农户的方式进行股权量化,股份化以后的土地收归盛康创公司统一经营。

土地股份制改革让董岭村群众的心里畅亮了、脑子灵光了。以李田利为首的一班人觉得,既然土地可以股份量化,那么其他资源也应该可以。因此,村上决定把已经股改过的土地设为A股,把资金设为B股,把非土地资产资源设为C股,全面启动B、C股改革。

资源变资产、农民变股民。一是清产核资。董岭村在相关部门的帮助下,对全村现有的资源、资金等情况进行彻底清查摸底,结果显示,原村集体总资产107.50万元,总负债30万元。为了把这些资产量化给村民,村上决定以2016年7月1日为时间节点,对户籍在村上的村民进行股民资格界定,对符合成员资格的596个股民,以发放股权证的形式明确个人占有股份份额,并予以公示。二是对原核桃合作社和西安盛康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改制。村上原有的董岭核桃专业合作社和西安盛康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均是独立运营的经济组织,村上决定将其合二为一,注册成立了西安盛康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全村资产、资源、资金进行整合,以股份的形式纳入村股份制公司中来。

见成效,改革红利初释放

村集体经济的后发优势正在形成。2016年下半年才完成的“三变”改革,时间虽短,但起色明显。2017年春节前夕,全村村民已享受到股份公司的第一次改革红利,每家分了一袋米、一袋面、一桶油;今年4月,部分群众已分到400元钱的股份红利;保守预计,今年年底,村上的停车场收入至少在200万元,村集体承包工程收入最少在500万元以上;明后年影视艺术小镇景区开发完成并开放后,光物业收入保守估算也在1亿元以上。

招商引资方兴未艾。今年6月,著名影星张嘉译与董岭村达成初步协议,准备开发建设影视艺术小镇。

农民收入快速增长。2016年,董岭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3800元,比2014年改革初期的9600元增加了4200多元,高于全省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404元,年均增长率达到19.9%。

贫困群众迅速脱贫。“三变”改革之后,董岭村的贫困户由42户减少到15户,由占全村总户数的24.4%降低到8.7%;贫困人口由原来的105人减少到现在的39人,贫困发生率由16.7%降低到6.2%。

看董岭,启示弥足珍贵

启示一:“合作”是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董岭村产业发展的由“分”到“合”,是在一家一户难以抵御市场风险情况下的合作,这种合作是通过土地股份制改革的合作,是实现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的合作。这种合作既大幅度提高了土地的产出效益,也符合市场发展运行规律,最为关键的是让农民尝到了实实在在的甜头。

启示二:农村改革可以借鸡生蛋、借力发力,但培育出自我发展的“新动能”才是长远之计、明智之举。董岭村进行的改革是靠李田利一班人的自我觉醒、奋力拼搏这个内因推动的,这才是董岭村发展变化的主要因素,这也是董岭村长远发展的强大引擎。白鹿原影视基地离董岭村很近,却是另一个乡镇的“地盘”,没有占董岭村一分地,也没有董岭村的任何产业,如果董岭村不主动进行改革,而是靠沾一些从白鹿原影视基地游览,顺便到董岭村吃一点、买一点的游客的光,这样的便宜、这样的格局未免太小。李田利和他的一班人正是因为明白这一点,才有了决心以“变”的眼光和胆识,为董岭村今后持续发展夯实基础。

启示三: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要注重模式创新,绝不能死搬硬套、一个药方医百病。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核心是“三变”,“三变”的核心是让农民长久致富。实现“三变”的路径是多样的,模式也是不同的。董岭村的土地股份制是在核桃产业发展遇到土地瓶颈制约,需要规模化、集约化来化解时才启动的,当然后边的“资源变资本、资金变股金”也是在土地股份化的推动下进行的,是一个要素联动的过程,这种改革既是市场化的需要,也是经济利益的驱使,成本小、路径短。因此,推进“三变”改革,一定要找准改革的动力源,可以是产业引导型的,比如董岭村;也可以是旅游开发型的,比如蓝田县簸箕掌村;还可以是资本带动型的,比如袁家村等。具备改革的动力源,就可以通过制度设计找捷径、走顺路,殊途同归地推动“三变”和“多变”改革。

启示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对于乡村治理现代化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董岭村土地股份制改革彻底盘活了土地资源,也使土地使用主导权由每家每户集中到村集体,大大增强了村集体集中管理社会事务的能力,比如在修建停车场等发展项目用地上,过去协调难度很大,现在群众完全配合,可以说是一呼百应;再比如外来车辆在村上停放,以前农民自发经营时满大街吆喝,竞相压价揽客,现在村上统一管理后,收费标准统一,价格科学合理,待客环境迅速得到改善。而且随着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村上推行的吕氏乡约、卫生评比、道德讲堂等活动,群众都积极参与,主动配合。这说明,村集体的凝聚力不是来自于单纯说教和发号施令,而在于让农民实实在在得到好处,也就是“三变”改革带来的实惠,这种与经济利益结合起来的治理方式才是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最有效的方式。(陕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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